空间正义视域下的数字基础设施适老化：本土进展和局限 | 数字社会

Original 朱政德胡泳学习与实践杂志

2024-09-04

导读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中国建设的底座，但其飞速迭代的技术特性对用户数字技能的更新不断提高要求，这使全国总人口中占比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面临技术排斥风险。因此，数字基础设施亟待接受适老化改造。如今，力图追求代际正义的数字基础设施适老化工程存在“舍本逐末”缺陷，纠补该缺陷不仅需要秉持空间正义原则重新界定适老化的内涵，而且需要通盘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在宏观、中观、微观空间尺度上的适老化进展和局限，从而回归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

空间正义视域下的数字基础设施适老化：

本土进展和局限

作者：朱政德胡泳

摘要

当前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案由于更贴合青少年“数字原住民”的习惯，在老龄化加剧的国内社会衍生风险，如何适老化成为数字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既往研究倾向把适老化的主旨归结至伸张代际正义，忽视老年个体在社会空间结构中的位置优劣比年龄数值更基础地决定其能否“招架”技术迭代。因此，数字基础设施适老化应被界定为兼顾代际正义的空间正义事业，它力求在当下、未来数字社会的全尺度空间结构中，公平生产、分配那些塑造个体位置承载力的技术、制度与关系资本。目前，数字基础设施适老化的本土进展包括：在宏观空间尺度上，融合智慧城市、数字乡村以促成适老化；在中观空间尺度的智慧社区，实现从住宅到邻里的适老化；在微观空间尺度上，适老化改造智能终端界面与操作方式。这些进展虽有局限，但其深远意义是通过构筑全尺度的空间正义拱卫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 ：数字基础设施适老化全尺度空间正义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第7次人口普查显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达2.64亿，占总人口的18.70%，中度老龄社会近在咫尺[1]，纾解老无所养变为当务之急。由于养老难题的涌现恰逢我国的数字基础设施技术跨入世界前列、全面提增治理效率，数字化赋能老龄化往往被想象为足以冲抵养老难题的必然走势[2]。但在我国老年群体中，独立依托数字基础设施完成购买生活用品、查找信息等日常行为的成员只占52.1%和46.2%，近乎过半老年人面临的不是数字赋能，而是“数字负能”[3]。在老龄化与数字化聚变之际，普惠性的数字基础设施因其建设方案更贴合青少年“数字原住民”的习惯，在无形中孵化了侵蚀普惠性的老年数字鸿沟，显化了数字社会对老年人的歧视和挤出效应[4]。上述困局下，以促进数字技术关怀老年诉求、改善老年处境为内涵的适老化理念赢得广泛推崇，已是数字基础设施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5]。

我国官方、民间舆论场皆注意到适老化的突出表征是老中青生活方式共融，于是相关讨论紧扣年龄展开，力求让60岁不再是个体滑向“数字难民营”的分水岭[6]。由此，数字基础设施适老化的主旨常被顾名思义地理解为消弭代际对立、伸张代际正义：停止通过剥夺60岁以上年龄群的利益来增进其他年龄群的利益[7]。事实上，年龄本身极难构成孵育“数字难民”的主导变量，因为相同年龄群的成员未共享均质的“集体宿命”——发达区域、相对富裕的老年人大多在数字社会“如鱼得水”，而欠发达区域、相对贫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老年群体往往受到数字社会的隐形“排斥”[8]。所以，适老化虽强调年龄，但其重点不应是将矛盾简化并推卸至出生世代，而应着重救济社会空间结构中处于较劣势位置的人。他们的劣势主要源自社会空间结构的非正义分层，这种劣势在老年更趋直露[9]。若过度聚焦年龄，会流于肤浅的世代决定论与压迫论，忽略劣势位置比抽象的年龄数值更基础地塑造了众多当下、未来老年群体在社会空间结构中的不公遭遇。

适老化研究应突破对代际正义的片面尊崇，强调把空间正义作为目标更合宜，由此才能充分体察貌似均质的年龄群内被社会空间结构细分出的不同层级，让适老化的焦点汇聚至真正需要帮助的那部分人[10]。延续该思路，我们把数字基础设施适老化界定为兼顾代际正义的空间正义事业，考察在我国的社会空间结构中，寻求空间正义具体意味着什么？现有的数字基础设施适老化项目，能为寻求空间正义带来什么经验与反思？

二从空间正义到数字基础设施适老化：一个分析框架

（一）理解空间正义：基于位置的多尺度概念

空间正义并非“社会正义”这一总括性正义范畴外的新范畴，它之所以被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另行提出，是要凸显理论范式未发生空间转向的传统政治学遮蔽了社会正义的空间性，即社会正义作为一系列互相关联的权力过程对各尺度位置环境的嵌入性[11]。简言之，传统政治理论倾向把社会正义当作在所有人之间公平分配利益、负担的过程与结果，往往只是停留在抽象思辨的理想状态的分配原则，忽视这种笼统、含混的普世原则无法兼顾不同个体在其生存的特定位置上面临的不同问题[12]。譬如，前文批判的代际正义概念便反映传统政治理论为了让社会正义像宏大叙事那般囊括全社会各世代，选择性忽视同一世代内差异悬殊的个体权能与诉求。

空间正义概念强调社会正义是以多元形态渗入从家庭亲密关系到全球不平衡经济格局的多尺度地理[13]，它在考量特定位置环境中的个体机会的基础上，差异化评估利益、负担的公平分配原则，对什么是公平、什么可能创造福祉达成多种理解[14]。空间正义拒绝一概而论式的本质主义框定，强调促成各尺度位置上的人利用该位置的特点去和结构性因素互动进而获得掌控自身命运的机会、权能的过程。其中，“权能”指近用自身所需资源的权力与可能性，人的权能大小和人占据的位置的承载力大小密切相关[15]。

社会空间结构中无法避免地存在着秩序的不平等问题，而位置作为社会空间结构对个体分层结果的具象表征，主要的浮现形式是那些在生活品味、文化氛围、配套服务、身份认同等方面显露差距的居住社区——它们一方面抛弃传统“大院文化”的共同体精神，一方面频繁挑战政府试图让多元身份群体借混居达到和谐的目标[16]。已有研究揭示出各类居住社区之间、之内的空间非正义问题[17]。对此，寻求空间正义意味着秉持因地制宜原则，在特定社区以内、以上、以下各尺度范围内消减使发展差距无序扩张的多元推力，包括宏观的区域现代化程度失衡、中观的群体共享资源配置失衡、微观的个体素质与生活水平失衡。

（二）数字基础设施适老化项目寻求空间正义的分析框架

数字基础设施适老化项目如何寻求空间正义？回答这一问题须明确数字基础设施的所指。崇尚技术中心主义的相关研究倾向把数字基础设施理解为数字化购物、娱乐、出行和政务平台等依托5G、云计算、人工智能运作的纯技术产品，把适老化理解为修饰产品界面的公司内部活动[18]。该倾向关注到了最明显的数字基础设施构件，但着眼点过于微观、静态和孤立，忽略了数字基础设施之所以对整个社会堪称基础，是因其存在方式和作用力溢出了某个或某些工具的用户界面，在与社会结构互相嵌入、转化、迭代的过程中演变为开放复杂的系统，空前增强万物交通的关系性本质，乃至贯穿人-工具-环境间的全部空间尺度[19]。

数字基础设施应被理解为一组液态流动的装配（Fluid Assemblage）：它由云计算、网络管路、智能终端为主的数字产品及其在三级尺度的社会空间（宏观尺度的城乡体系、中观尺度的社区-家庭体系、微观尺度的个体活动范围）不断创生的全部人-物、人际关系编织而成（见图1）。相应地，数字基础设施适老化项目若要寻求空间正义，须成为全尺度系统工程，兼顾社会空间结构内从宏观到微观的多层级位置，改造从技术政策、城乡规划、政商关系、公司生产方式、家庭生活方式到用户界面图标等技术-社会要素。正是这些要素助推数字产品嵌入、脱嵌一系列拥有不同承载力的位置，对各个位置孵化的老年生活产生迥异效果。改造上述要素的主旨是在当下、未来数字社会的全尺度空间结构内，公平生产、分配那些决定个体位置承载力的技术、制度与关系资本。唯有如此，数字基础设施才能发挥基础设施的组织凝聚功能，调控不同位置的承载力分化，促进劣势位置上的个体让技术迭代为我所用，减轻生活秩序被技术迭代扰乱的概率。这时，劣势位置上的个体便不会在年龄增长与技术迭代同步发生的过程中，因被技术迭代反复去技能化而使自身固有劣势在老年被进一步放大。综上，下文首先以社会空间结构的三级尺度为分析框架，结合国情与政策，列举数字基础设施适老化项目寻求空间正义的进展与局限，随后把数字基础设施适老化代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进程，展望其沿革趋势与深远意义。

▲图1 数字基础设施在三级空间尺度的总体结构

（点击图片查看大图）

三宏观尺度：融合智慧城市、数字乡村以促成适老化

宏观尺度的城乡体系内，数字基础设施之所以难称适老化，首先是因为城际、城乡数字化发展失衡。老年人若非定居发达城市核心区位，极难便捷享有数字产品与服务。国内不到20个1-2线城市的数字化转型指数占全国52%[20]，所有城市的网络普及率比乡村高23.7%，以致市民数字素养比村民高37.5%，全国非网民有54.9%是村民[21]。这意味着老年人对数字基础设施的近用度沿城乡等级递减。例如，北京早在2019年建成市级指导、区级统筹、街乡落实、社区连锁的“三边四级”智慧养老体系，相关设施在主城区覆盖率达80%，在远郊覆盖率不到15%[22]。但在欠发达的中部人口大省河南，多数地级市尚未形成智慧养老服务制度说明，乡村的情况更是不容乐观[23]。

鉴于上述情形，我国正跨区域统筹城乡一体数字化进程，创造数字基础设施适老化的全局性前提，为寻求空间正义奠定宏观基础。《“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数字城乡融合”，要求不同等级智慧城市平衡发展、智慧城市设施向乡村延伸，做到以城带乡、共建共享。这则顶层设计意在融合智慧城市、数字乡村以促成适老化：缩小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事业在不同区域间的制度鸿沟，缩小城际、城乡的技术接入鸿沟和数字经济差距，带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共同富裕，使城乡老年人无论居处东、中、西部何类位置，都能以越发相近的无障碍水平加入数字生活。

该趋势下，多地已开始联合行动。例如，广州投入1000万元和黔南、毕节、安顺共建53个涉及智慧养老的基础设施帮扶项目，涌现13所贵州星级养老院；杭州为老龄化率达26%的脱贫村月亮桥援建高空鹰眼球机、AI算法、定制手环等设备组成的未来养老中心；常德引进“深圳三春晖数字养老平台”，帮石门县等边远山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建成13处智慧养老服务站，等等。但从全国来看，融合智慧城市、数字乡村以促成适老化的探索仍不成熟。一些地方政府倾向各自为政，不愿共商数字基础设施适老规划，使技术方案跨省市衔接的可操作性打折扣。所以，为养老信息基础设施层、信息数据资源层、信息服务平台层、信息应用系统接入层制定共享标准迫在眉睫[24]。

后续实践中，有必要把智慧养老技术标准、管理规范与可量化的检验指标升级为数字基础设施的核心软要素，与技术层面的硬要素统一于跨区域协进的养老实践，产生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技术模式。制度层面的软要素若要顺利通过异地衔接促成空间正义，靠个别地方政府的自觉执行和呼吁终究势单力薄，破解上述困境须靠法律的强制性和普遍约束力，相关措施主要有基于示范性文本的协调互补、地方立法机关的一致立法、针对特定领域事项的共同立法[25]。所以，如何诉诸区域协同立法机制保障并监督各地政府有序、稳健、开诚布公地互助，为数字基础设施适老化项目在宏观尺度寻求空间正义的当务之急。

四中观尺度：在智慧社区实现从住宅到邻里的适老化

对于中观尺度的社区-家庭体系，数字基础设施适老化从宏观跨区域实践转向特定空间单元内的本地实践。自“十二五”规划创立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有机结合的养老体系，按地缘邻近性汇集家庭住宅的城乡社区成为养老空间单元。单元内，数字基础设施适老化表征为晚近兴起的智慧社区适老化工程：借数字技术优化社区环境、人际氛围，提供符合老年诉求的服务，营造健康愉悦的居住体验。2020年，《关于开展示范性全国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工作的通知》将此类工程的主旨概括为，提高社区为老服务信息化水平，利用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有效对接服务供需信息。该主旨非常接近空间正义关于因地制宜控遏群体共享资源配置失衡的要求，以及在具体群体中精准提振个体位置承载力的原则。目前，智慧社区适老化普遍围绕家庭住宅和周边邻里展开，在实施中兼顾改造物理空间和其萦牵的社会关系，含三大举措：

（一）智慧家居适老化

智慧家居适老化，即遵循老年起居习惯，在家庭住宅的私人空间增设助行器、自动护理床、智能药盒、自助烹饪器等专供老年人自理生活的数字设备，使后者在局域网支持下发挥智能监控、识别、交互功能，代子女照看老年室内活动，保障居家安全，及时填补老年人的情感空虚。

2021年，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联合20余所电器公司推出国内首批《智能家用电器的适老化技术系列团体标准》，阐明空调、电视机、洗衣机等8类产品如何添加智能构件趋于适老，覆盖日常必备家电类型。该研究院联合中国家电协会等157家来自信息技术、医疗器械领域的组织起草《智慧养老家居产品通用技术要求》，强调产品要向处于自理、半自理、失能、失智等不同周期的老年人配置差异化的住宅空间场景。随着以上标准的出台，各类适老家电产品相继问世，但这些产品的购买、维修成本高，部分家电甚至对使用者的住宅面积有一定的要求，所以一般销往一、二线城市和相对富裕的家庭，最终难以普遍落实空间正义。

因此，智慧家居发展方向应与宏观尺度上融合智慧城市、数字乡村以促成适老化的实践共进，由地方政府、电器公司共建智能服务型社会组织，紧扣住宅区位条件和居民阶层差异制定产销计划，为低收入、欠发达地区的老年人提供经济适用的智慧家居解决方案。目前，多数电器公司初涉适老产品这一小众门类，存在生产规模和能力不均、产品质量参差且同质化、市场定位不准、市场认可度差等问题[26]，这使预防市场失灵的配套调控措施尤为重要。

（二）邻里公用设施适老化

邻里公用设施适老化，即在家庭住宅外，向公共空间叠加居民共享的数字化基层养老服务平台。此类平台由政府、互联网公司和居民共建，借传感器+物联网，搜集本地老年人身份特征、服务诉求、出行习惯、健康档案等信息，并搭设数据库；用算法+人工智能优化老年人融入集体生活的流程，为老年人提供跟踪救援、物业管理、参与社交和基层自治等服务。

2011年，《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提出邻里公用设施适老化的顶层设计，倡导采取便民信息网、健康档案、社区呼叫系统构建社区养老服务信息平台。随后十余年，各地涌现一批典型案例。如，乌镇智慧养老综合服务平台制作2.6万老年人的电子档案，使不同村、社区的养老中心能精准提供7大类53项服务；深圳福田区靠元宇宙方案辐射大湾区1000个社区长者中心，提供老年人一键出行的“慧打车”服务，把“智厨娘”机器人引入社区长者饭堂，用“天威管家”平台随时响应老年人呼救，调配上万保安提供社区点对点应急服务；深圳龙华区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用算法促成街道养老设施联合社区康复中心，自动为周边老年人匹配医养服务，建成10分钟就医圈，等等。此类典例帮老年人获得健全的社区身份之余，提高了基层政府为老年人输送全过程公共服务的专业性、多方协调性和精准性。

未来，邻里公用设施适老化仍需加大政府购买社区养老服务的力度，理顺政府、服务商和老年居民的关系，从资金、信息、人员等方面支持并监督互联网公司，实现服务投资主体多元化，缓解养老服务供需矛盾。当社区内的老年人都无障碍近用离家500米步行范围内的智慧生活圈时，老有所医、所乐、所学、所教、所为的邻里生活便能控遏群体共享资源配置的失衡，彰显空间正义。

（三）社交关系适老化

社交关系适老化，即在社区的私人、公共空间中发挥数字技术的关系协调作用营造跨世代团结，既促进家庭住宅内以血缘为纽带的代际互助，又促进邻里以地缘、业缘为纽带的协作敬老，使老年人借公共文化生活重塑归属感、安全感、方向感和社会认可。

2016年，全国老龄办发布《关于推进老年宜居环境建设的指导意见》，强调智慧社区适老化绝非技术嵌入住宅内外空间即可，只有居民主动敬老助老，才能破解社区内各世代的责任分担、利益分配、资源共享等难题。当老年友好建设理念趋于普及，社交关系适老化将成为智慧社区必备的配套治理措施。例如，宁波北仑区打造区-街道-社区/村三级互通、数据共享的智慧养老平台，将13236名老年人与志愿者、心理咨询组织、文艺社团联接，使他们获得生活照料、安全守护、精神慰藉和集体效能感；济南借公益银行存折推行基于时间兑换的互助养老，把老年人照护同辈的时间折为积分存入社区App，待其需要帮助时就可用积分兑换照护；重庆两江新区联合重庆有线电视网络公司，开通智慧社区适老电视频道，指引老年人和社区同辈、公益组织建立亲密关系，参加社区老年大学和联谊，等等。但此类实践仍倾向把老年人视作服务对象，尚难彰显技术赋权向主体增权的飞跃[27]。

后续实践应着重培养老年人自组织解决问题的主体性，支持老年人凭借从线上到线下的社会关系重构，成为主动发现问题并完整参与智慧社区治理的行动者。空间正义是分配正义更是生产正义，强调人利用位置的特点获得掌控自身命运的机会、权能。唯有智慧社区中的老年人在不同位置联合生产扎根邻里的同辈互助网络，智慧社区的“智慧”才能从外部输入的工程智慧转化为具身的实践智慧，达到空间正义关于激发本地自我改造活力的愿景[28]。

五微观尺度：适老化改造智能终端界面与操作方式

在微观尺度的个体活动范围内，数字基础设施把云计算、网络管路和支配二者嵌入生活世界的社会制度、利益关系隐匿幕后，以电脑、手机、穿戴式设备等智能终端的形态触及人身。老年人若要让智能终端为我所用，就要能操作横亘在自身与终端间的界面。由于界面在数字社会已构成统合人与内容、物质并完成意义共享的连接性空间，它的适老化有望通过调控老年个体素质之间的失衡，以及个体生活水平之间的失衡来贯彻空间正义。目前，终端界面适老化是最受关注的数字基础设施适老化议程，主要牵涉两方面：

（一）按老年习惯重设界面图标

2016年印发的《“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出按老年习惯重设界面图标：利用移动终端发展网络公益，向以孤寡老人为首的特殊人群供给精准、优质的公共信息服务。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要求智能手机等终端具备大屏幕、大字体、大音量等方便老年人使用的特点。随后，工信部制定《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方案》要求更多公司推出方便老年人操作的简单界面，将115个国家部委及省级政府、残疾人组织、新闻媒体、交通出行、社交通讯、生活购物、搜索引擎、金融服务网站，以及43个新闻资讯、社交通讯、生活购物、金融服务、旅游出行、医疗健康App列入《首批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名单》。总体而言，该改造方案重宏观引领，落地细则到2021年工信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抓好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实施工作的通知》才初具体系。该通知把重设界面图标操作化为：网页布局扁平化、避免阴影透视纹理、禁止广告插件和诱导按键等56条指标和加权评估法。

此后，国内互联网产业竞相调整终端产品界面：抖音“老友计划”征集老年网民对图标的建议，联合中国人口学会成立“银色闪耀专家顾问团”重塑界面；饿了么上线“长辈模式”，该版本界面精简为点外卖、逛超市、去买菜、去买药等最贴近老年人生活的模块；微信推出“关怀模式”，并且增补了听文字消息的功能，等等。但这些改造并不彻底，较多App的老年模式存在切换入口隐藏太深、字体仅能在首页调整、二级界面复杂等问题[29]。有学者筛选微信、今日头条、支付宝等12款完成改造的App，访谈老年用户后发现，这些App界面没有相关的视觉设计来引导开启老年模式，90%的受访者不知道该模式；而当受访者被引导开启老年模式后，70%的人认为此模式仅调大了字号，在规避广告、剔除冗杂功能等方面无质变[30]。

该问题的症结在于适老化界面图标难和互联网商业模式兼容，去除开屏广告、弹窗广告会损伤互联网公司主要靠流量获取的利润。按老年习惯重设界面图标若要落实，有待政府提供科技、产业、金融优惠，支持科研部门协助互联网公司清除技术壁垒、成本包袱；也需互联网公司提高社会责任感，把推广适老化界面图标视作积累美誉度的公关过程，让盈利与公益交融。

（二）为老年人传授界面操作技巧

按老年习惯重新设计图标只是终端界面适老化的起点，即便老年模式推出，若老年人对使用新界面缺乏兴趣与技巧，任何新界面都无济于事。例如，有对智能电视的调查发现，操作老年模式界面需跨屏兼顾多个遥控器和App，远非充满抽象术语的说明书能说明，但互联网公司只负责改造界面，把理解图标的任务分摊给了用户[31]。因此，为老年人手把手传授如何操作界面极其必要。最早开启相应尝试的是《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该政策要求用信息化手段为老年人提供导学服务、个性学习推荐等支持。2020年，《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更具体地建议培训机构、村/居委会、老年协会、志愿者与老年人亲属协作，提高老年人操作界面的技巧，同时引导互联网公司制作视频教程，推动老年大学、养老机构、社区教育机构为老年人研发全媒体课程。2021年，中央网信委印发《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和《“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前者呼吁构建全龄友好包容社会，后者发起全民数字素养提升行动，帮老年人挑选数字设备、获取在线服务、开展数字消费，承诺到2025年普及全民数字技能培训，让老年人尽享数字化发展成果。

受到这一系列顶层设计号召，为老年人反哺界面操作技巧的活动已频繁发生。例如，宁波智能手机操作技能普及工程利用全市150家手机营业厅和2000个销售点，为26万老年人送课上门；中国人寿广东分公司派政策保险服务专员，围绕餐饮外卖、家政预约、网络金融等主题创办1600个驻扎社区或村的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培训班；《安徽省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实施方案》组织各级老年大学修纂智能终端操作教材，征募18.9万青年志愿者为412万老年人授课，等等。但当前由老年大学、老年人后辈提供的培训重信息消费领域的初阶技能，难称授人以渔，尚需关注信息分析、信息收益、信息免疫等高阶技能。

总之，为老年人传授界面操作技巧的培训若能循序提增初、高阶数字技能，有利于帮助老年人改善沟通质量、节省时间、增加收入、获得再就业能力、形成全新身份认同，等等。上述益处在原本偏居社会空间结构相对劣势位置的老年人身上更加显著，它们将帮助这些老年人缩小自身与其他较富裕同辈间的韧性差，在应对技术迭代扰动生活秩序的过程中不再轻易沦为“数字难民”。所以，对传授界面操作技巧这一最能从微观彰显空间正义的数字基础设施适老化项目，政府需动员更多社会组织加入；互联网公司也应尝试把老年培训纳入售后服务，弘扬负责任创新的企业家精神。最关键的是，应激发老年人把外部输入的培训转化为自主提升数字素养的互助学习能力，这需要让传授界面操作技巧的培训与中观尺度的社交关系适老化行动紧密配合，逐渐变成各社区内生的、日常的、泛在的社交形式。

六结语

本文首先批判既往研究将数字基础设施适老化的终点引向代际正义，指出此举易通过武断的年龄分层把老年人一概而论为“数字难民”，忽视社会空间结构的位置优劣比年龄数值更基础地决定为何某些老年人从容应对技术迭代，更多老年人却不断被去技能化。随后，本文把数字基础设施适老化界定为兼顾代际正义的空间正义事业，它系统且因地制宜地改造数字基础设施覆盖的宏观城乡体系、中观社区-家庭体系、微观个体活动范围，力求在当下、未来数字社会的全尺度空间结构中，公平生产、分配那些决定个体位置承载力的技术、制度与关系资本。上述改造一旦取得初步进展，将使利于保全空间正义的社会关系在物质世界获得凝结（Solidify），促进这种关系随其物质载体的生命历程绵亘数代并再生产，由此自然会派生代际正义[32]。

随着数字基础设施适老化项目推广至全国，构筑全尺度的空间正义应成为启发数字中国演进方向的伦理准则，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驾驭社会化大生产所积累的强大生产力……不以资本增殖为核心而是以‘现实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33]。我们须承认，数字基础设施的技术构件没有最新、只有更新，一如没有人能永葆青春，没有人能永远作为技能型人力资本的“数字原住民”。但只要全尺度的空间正义得以确立，数字基础设施就无法在一些数字资本的控制下追求非包容性增长，相应地，就不会再存在不属于技能型人力资本又缺乏位置承载力去招架技术迭代的劣势个体。这时，与数字基础设施共生的大众会具备应对技术迭代的韧性，毋需忧惧变老。此处之“老”，除了形容年龄数值递增，亦泛指生存技能过时、健康退化、经济价值衰减等全球风险时代的常态。

注释：

[1]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http://www.gov.cn/guoqing/2021-05/13/content

_560.6149.htm，2021年5月11日。

[2]陈静：《“互联网+”正在为老年人赋能》，《经济日报》，2017年2月25日。

[3]洪娜：《让走得慢的人有路可走》，《解放日报》，2022年9月27日。

[4]刘奕、李晓娜：《数字时代老年数字鸿沟何以跨越》，《东南学术》，2022年第5期。

[5]China Seeks to Bridge Digital Divide for Elderly, https://english.www.gov.cn/policies/policywatch/202011/26/cotent_WS5fbf5e16c6d0f72576940b8e.html, 2020-11-26.

[6]范彦萍：《兼容一家三代惠及残障人士》，《青年报》，2018年5月29日；联合调研组：《数字时代如何助力老年人“老有所安”》，《光明日报》，2022年7月28日；齐旭：《数字化+老龄化：一道重要考题》，《中国电子报》，2022年5月17日。

[7]李俏：《代际共融：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76~77页。

[8]Neil S., The Digital Native: Myth and Reality,Aslib Proceedings, 2009, 61(4): 364-379; Johnson J., Myths about Digital Technology and Older Adults, Nature Aging, 2022, (2): 1073-1076。

[9]Finlay J, Finn B., Geography’s Blind Spot: The Age Old Urban Question, Urban Geography, 2021, 42(8): 1061-1078.

[10]Greenfield E., Age-friendly Initiatives, Social Inequalities, and Spatial Justice, Hastings Center Report, 2018, 48(S3): S41-S45; Yarker S, Buffel T., Involving Socially Excluded Groups in Age-Friendly Programs: The Role of A Spatial Lens and Co-Production Approaches, Journal of Aging & Social Policy, 2022, 34(2): 254-274.

[11]Weck S, Madanipour A, Schmitt P., Place-Based Development and Spatial Justice,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22, 30(5): 791-806.

[12]Israel E, Frenkel A., Social Justice and Spatial Inequality: Toward A Conceptual Framework,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8, 42(5): 647-665.

[13]Soja E., Seeking Spatial Justi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20.

[14]Jones R, Goodwin-Hawkins B, Woods M., From Territorial Cohesion to Regional Spatial Just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20, 44(5): 896-910.

[15]Nordberg K., Spatial Justice and Local Capability in Rural Area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0, 78: 47-58.

[16]冯云廷、高源鸿：《城市社区空间的层级分化、位置匹配与价值重塑》，《财经问题研究》，2021年第3期。

[17]林聚任、陶金钰：《社区研究的本土化之路与中国特色社区建设的实践创新》，《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李海明、池耀先：《城市阶层空间分异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与检验》，《中国经济问题》，2022年第4期；黄静雅：《农村病残人手足的择偶困境研究——以P市T村为例》，《残疾人研究》，2021年第2期。

[18]葛延风、王列军、冯文等：《我国健康老龄化的挑战与策略选择》，《管理世界》，2020年第4期。

[19]朱政德、胡泳：《重思数字基础设施及其与人、自然之关系——以图底关系为方法论的本土化考察》，《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20]腾讯：《2022数字化转型指数报告》，北京，腾讯研究院，2022年，第5页。

[21]易君、杨值珍：《我国城乡数字鸿沟治理的现实进展与优化路径》，《江汉论坛》，2022年第8期。

[22]谭日辉：《中国社区发展报告（2018-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9页。

[23]代利凤：《河南省智慧养老服务综合体发展现状、实践困境及出路》，《开封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24]吴韬、肖正磊、董劲威等：《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快推动智慧养老落地普及》，http://www.rmlt.com.cn/2022/1024/658738.shtml，2022年10月24日。

[25]金梦：《社会空间视角下区域协同立法机制的构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6期。

[26]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智慧养老家居产品通用技术要求行业标准项目建议书》，https://miitstd.cn/ProjectManagement/001_pubpage/pro_showInfo.aspx?id=KtfQA9Yt9Ao=，2022年4月1日。

[27]吴海琳、程茹：《走向“复合型社会”赋能的智慧社区建设——空间社会学视角下的“十三社区”案例分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28]Shucksmith M, Brooks E, Madanipour A., LEADER and Spatial Justice, Sociologia Ruralis, 2021, 61(2): 322-343.

[29]田中全、李典：《手机APP适老化改造助力“银发族”共享数字生活》，《新华每日电讯》，2022年10月5日。

[30]金燕、刘子琦、毕崇武：《信息无障碍背景下的APP适老化改造研究》，《现代情报》，2022年第8期。

[31]张守坤：《用电视机看电视怎么这么费劲》，《法治日报》，2023年2月3日。

[32]Madanipour A, Shucksmith M, Brooks E., The Concept of Spatial Justice and the European Union's Territorial Cohesion,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22, 30(5): 807-824.

[33]刘同舫：《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依据：生产方式的创新性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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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3ZDA086）、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抗疫动员过程中社交媒体与邻里空间互动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2AXW006）。

作者简介

朱政德，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学习与实践》202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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